近日我院颇具影响的学术讲座“新杏坛”迎来了第100期。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先生应邀前来做客，在知新楼C座501为大家带来了一场“文学史的功能与可能”的精彩讲座。讲座由我院院长郑春主持，来自学院内外的本科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近150人参加活动。
讲座开始之前，郑春院长用诚挚的话语介绍了温先生的经历、学问和成就，他说，凡是与先生接触过的人往往会被他身上独特的气质和精神的力量所感染。多年以来，先生始终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园地里辛勤耕耘，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浓厚的济世情怀追求自己的学问人生。他积极倡导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的薪火相传，满腔热忱地为改善中学语文教育献计献策，不遗余力地向社会推广传播人文经典，赢得了海内外学人的尊重和称誉，这也是我们特别邀请温先生做客具有标志意义的新杏坛第100期的重要原因。
讲座伊始，温教授首先提出了“为什么要学那么多的文学史？”、“文学史是进入文学世界的必然途径吗？”、“文学史所展示的图景是真实可能的吗？”、“文学史叙事必然就是这种线索框架吗？”等问题，引导同学们在思考中进入讲座的核心内容。温教授指出，在中国古代并没有“文学史”一词。刘勰的《文心雕龙•通变》一章用“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古往今来，质文迭变”来阐述文学发展规律。1904年，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开设了“中国文学史”课程，这标志着具有现代意味的文学史知识体系在中国出现，其规定“当论其文，非宗其学术”，强调“博学而知文学源流”，中国文学研究开始从传统的依赖浸淫式诵习，转为广泛涉猎与研究性把握，并在较短的时间内熟悉传统文化。其优点是系统、明晰、便于传播，缺陷是遮蔽了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这也使得现代的文学研究越来越理论化、技术化，逐渐成为思想史和文化史的附庸，中文系培养出来的学生文气越来越少，艺术感也日益淡薄。温教授主张中国的文学史课应该改一改，宁可少一点“史”，少一点理论，多让学生读书，多一点“文学”。
之后，温教授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梁实秋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和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三篇文章为例，阐述了新文化运动以来最主要的三种文学史观。胡适把文学发展看成一环扣一环的链条，每一环各有所工，适应不同时代，即“古人已有古人之文学，今人应创今人之文学”。梁实秋从新人文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古典的就是健康、均衡、受理性制约的；浪漫则是病态、偏畸、逾越常规的。他指责五四新文学运动是“非常态”的表现，过于推崇情感，到处弥漫抒情主义，属于“嚎啕文学”。周作人从中国文学变迁的大格局中探寻文学自身的矛盾方面，偏向于对文学作宏观的分析。周作人所认同的文学源流是回复传统，其循环文学史观的核心内容是“言志派”和“载道派”，他纠正了进化文学史观的偏颇，说明文学的历史发展不是日臻完善的，构筑文学史不能忽略进化过程中的退化及同期性循环的内容。最后，温教授对以上三种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史观进行了总结：胡适的进化文学史观、梁实秋的共时文学史观和周作人的循环文学史观互相对立，又互相补充、纠偏，共同构筑了新的对话。温教授结合同学们的学习现状，寄语在场的同学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要培养问题意识、要善于发现问题、要形成自己的学术概念，只有有问题、有对话的文章才叫好文章。
郑春院长高度评价了温先生的讲座。他说，温先生温文儒雅，理性谦和，不仅名如其人，而且学如其人，文如其人。先生治学的思路、方法和风格深深地影响和激励着许多人，就像今天这场讲座一样，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学术的尊严和精神的魅力。讲座结束后，温教授与现场同学进行了亲切的交流，就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了详细解答。整场讲座历时两个小时，听众座无虚席，现场掌声不断，气氛非常热烈。最后，新杏坛第100期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圆满地落下帷幕。
杏坛名帖：
温儒敏，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国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组召集人。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比较文学和语文教育的研究与教学。著有《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等重要著作。曾获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和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