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1月1日上午，为悼念李希凡先生，我院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召开研讨会。我院教师王平、邹宗良、李桂奎、樊庆彦等参加研讨会，就李希凡先生的勤奋治学、红学研究、原则坚守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并深情回忆了与李希凡先生交往的点滴故事。以下是研讨会内容实录：
王 平：
我想从两个方面深切缅怀李希凡先生：一方面李希凡先生是一位值得我们尊敬的学者、校友、系友；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学者。
先谈第一点，为什么说李希凡先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理由。
首先，李希凡先生是一位正直的学者，这与他的人品相一致。1947年到1949年，经过李希凡先生姐夫赵纪彬的推荐，李希凡先生在青岛皇冠9393体育平台中文系旁听，1949年又从华东大学干部培训班转入山大中文系。因为之前做过旁听生，他的基础较其他同学要好一些，所以在大学二年级时便写了一篇论文《典型人物的创造》，时任中文系主任的著名学者吕荧先生认为写的不错，推荐给了华岗校长，华岗校长又推荐给了《文史哲》，成了《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大学生文章。在大学期间便能发表质量比较高的文章，说明了李希凡先生对学术研究的热爱。当然这与他当时听了很多著名学者的课有关，比如杨向奎先生的通史、王仲荦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萧涤非先生的魏晋南北朝乐府诗史、冯陆两先生的古代文学史等等。同时李希凡先生还注重理论的学习，自学了很多马列主义的经典论著。
在发表《红楼梦》的有关文章之前，李希凡先生还发表了很多关于古代小说人物的文章，比如《略谈水浒评价问题——评〈宋江考〉》。这篇文章是批评著名历史学家张政烺先生《宋江考》一文的，李希凡先生认为小说人物形象和历史上记载的人物是有出入的，不能用考证历史人物的方法来评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不能用历史上的宋江衡量小说《水浒传》中的宋江。可见李希凡先生并不因为某种观点出自权威人物便趋之若鹜，而是根据自己学习的理论，结合自己的理解来立论，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后来针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发表不同意见，是一种一以贯之的做法，而并非迎合某种潮流；更不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再如关于《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评论，并没有因为毛主席要给曹操“翻案”，便放弃自己的观点，因为李希凡先生坚持认为历史人物与小说人物不能等而同之。文革前、文革期间，江青几次找李希凡先生，让他写评论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先生认为自己没有发现该剧存在什么问题，所以没有答应，因此李希凡先生曾一度受到冷落甚至冲击。这种种情况说明，李希凡先生是一位正直的学者。
其次，李希凡先生是一位非常勤奋的学者。从读大学期间，一直到耄耋之年，九十岁高龄依然笔耕不辍，辛勤耕耘。他的著作很多，如《〈红楼梦〉评论集》（与蓝翎合著）《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呐喊〉〈彷徨〉的思想艺术》《李希凡文学评论选》《弦外集》《论“人”和“现实”》《管见集》《寸心集》《题材·思想·艺术》《李希凡文学评论选》《文艺漫笔》《文艺漫笔续编》《燕泥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贡献》《艺文絮语》《沉沙集》等等十余种专著。参与主编了《〈红楼梦〉大辞典》《中华艺术通史》，可以说是著作等身。李希凡先生曾担任《人民日报》文艺部常务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等，无论是担任繁重的领导工作，还是退休之后，李希凡先生始终没有停止学术研究工作，一生勤勤恳恳，把心血花在学术研究领域。并未因为偶然的机缘，便试图成为政治风云人物，而是始终走在学术研究这条路上。
再次，李希凡先生研究的视野十分开阔，不仅仅对几部古典小说有独到的研究，而且对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对鲁迅先生也做出了独到的研究。他对古典小说人物形象的分析，对古典小说艺术特征的论述，直到今天仍有极高的理论价值。李希凡先生年轻时便奠定了文艺理论基础，既有详实的文献资料，又有理论的把握，这两个方面，李希凡先生融合得很好，结合得非常成功，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再谈第二点，李希凡先生又是一位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学者，他的学术研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许多学者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或者借鉴苏联的文艺理论进行学术研究。具体表现为典型论、阶级论、人民性等等的运用。我认为李希凡先生和其他学者一样，都深刻受到了这方面的影响。所以他在一系列关于《红楼梦》的文章中，坚持认为《红楼梦》不是简单的宝黛爱情，或者说是色空观念，而是封建社会内部的叛逆者与封建礼教的卫道者之间的斗争，是封建社会内部阶级斗争的表现；宝黛代表年轻的叛逆者形象，贾政、贾母等则是封建卫道者的代表。这种观点在当时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李希凡先生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使他提出了这样一种学术观点，无可厚非。今天看来，这种观点当然可以商榷，因为现在的研究更加多元化，注意从不同层面上来认识分析《红楼梦》这部小说。特别是对宝黛形象的分析，有的是从文化角度，特别是满族文化的角度，从宗教文化角度，从庄禅思想对他们的影响等等做出分析，但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李希凡先生的观点。
我认为，王国维先生早期的《红楼梦》评论观点，也借鉴了西方叔本华、尼采的观点，提出色空观念，有其道理。对古典小说名著，应该全面、多层次去理解把握，不应该简单化。李希凡先生的观点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特点和一种思潮。李希凡先生的可贵之处是，他不是左右摇摆、左右逢源，而是始终坚持并完善自己的观点，当然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对撰写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文章这件事，绝不是李希凡迎合政治潮流，而是当时的最高领导人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可以就此展开对学术界唯心论的批评。就像当年毛主席批示的那样：看来统治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的斗争可以开始了。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但并不是说李希凡是秉承了某些人的意志才写的这篇文章。这个是非一定要辨别清楚。
至于撰写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文章的过程，李希凡先生说的很清楚，当时与同学蓝翎偶然看到了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的评论文章，想到自己所学的理论，认为可以撰文发表自己的观点。文章写好之后，给很多报刊投稿，包括当时很有名的《文艺报》，都未被采用，于是交给了母校皇冠9393体育平台的校报《文史哲》。文章发表后，毛主席十分重视，认为是向胡适等唯心派展开斗争的很好的契机，终于酿成了一次政治运动。现在来看，学术研究就是学术研究，如果扩大到政治范围，显然不太合适。总之，李希凡先生是受到时代思想影响的一位学者，但并非迎合某种政治潮流，这是需要认真区分的。这是特定的时代环境所造成的，这一点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当年中国艺术研究院还在恭王府的时候，我便去红楼梦研究所拜访过李希凡先生。几年后，中国艺术研究院搬到了惠新北里一号，我又专门到他办公室拜访。李希凡先生始终保持和蔼可亲的笑容。因为我是袁世硕先生的学生，所以李希凡先生把我当自己学生一样对待。当我说了自己正在研究的课题后，李希凡先生马上从书架上拿了两三本书送给我，让我参考。所以李希凡先生确实是一位值得我们尊敬的校友，我们对有一位如此杰出的校友感到非常自豪和骄傲。
邹宗良：
我想谈一谈李希凡先生以及杨建中（笔名蓝翎）先生，这两位前辈、校友、师长对《红楼梦》研究所做的贡献。
看了几篇网上的文章，主要是李希凡先生逝世以后写到的李先生的情况，对李先生的介绍。这些介绍都没涉及李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原因当然是《红楼梦》研究的情况比较复杂。
已故的冯其庸先生生前曾说过，李希凡在《红楼梦》研究中是做出了贡献的。
我认为今后有正确认识、客观评价李希凡先生、蓝翎先生和他们的《红楼梦》评论的必要。
我们回顾一下红学史，最早出现的是评点派，包括脂砚斋等人，也包括后来的一些评点者，像王希廉、大某山民（姚燮）、二知道人（蔡家琬）、张新之等人。评点派是以评点的形式，零零散散地对《红楼梦》作一些评论。然后是旧红学派，其中的代表人物，比如蔡元培于一九一七年出版的《石头记索隐》，说《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作者的用意在于哀悼明朝的灭亡，指摘清朝的过失。蔡元培解释说，《红楼梦》中的“红”字隐指的是“朱”字，因为朱和红是同一种颜色。朱是什么意思？就是明朝，就是汉族。因为明朝是朱姓皇帝建立的汉族政权，等等。索隐派的研究，几乎没有任何科学性可言。后来胡适批评旧红学，批评索隐派，考证一些有关《红楼梦》的史实，作者创作的事实，作者的家庭情况等等，包括顾颉刚、俞平伯，还有后来的周汝昌等，都属于新红学派。
新红学派的崛起廓清了旧红学派的索隐形成的迷雾，使红学研究回到了现实的轨道上来，回到一个正常发展的学术研究的轨道上来。但是新红学的研究者，他们基本上只做史实的考证，不做思想艺术方面的研究，所以在很长的一个时期，《红楼梦》的全面研究并没有展开。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是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最初写了《红楼梦辨》，后来到了五十年代，他又把自己的观点重新修订改写，写成了《红楼梦研究》一书。一九五三年，俞先生应《人民中国》杂志约稿写了《红楼梦简论》，此文又发表于《新建设》一九五四年三月号。在这篇文章里，俞先生说到《红楼梦》思想的地方，就是书中的“色”“空”观念。这也是李希凡、蓝翎先生的论文和他重点商榷的内容。
我们须要正视的一个事实是，在李希凡、蓝翎就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提出商榷的时候，人们对《红楼梦》的认识普遍地没有今天这么全面、这么深刻。在这种情况下，两位先生写文章与俞平伯先生商榷是有道理的。尽管他们有些话说得有点过火，但他们对《红楼梦》思想的认识要比俞平伯先生深刻得多。什么是《红楼梦》的主题？《红楼梦》思想的深刻性表现在什么地方？以前没有人讨论过这样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与俞平伯先生进行商榷，呼吁研究者关注《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人物和现实主义精神，是有充分理由的。
就收录到《红楼梦评论集》里的文章来看，李希凡、蓝翎两位先生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人物、结构等等，做了较为全面的评论。可以这样说，今天人们对《红楼梦》有了比较全面、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人物等方面的深入研究，与李、杨两位先生对红学的参与是分不开的。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就谈到这样的认识：“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鲁迅认为《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远远超过其他的古典小说。但是在李希凡先生、蓝翎先生写与俞平伯先生商榷的文章之前，人们对《红楼梦》思想性、艺术性的认识还是十分肤浅的，远远没有达到后来的高度。正是在他们的参与、推动之下，红学的研究得以全面的开展。当然还有其他外力的推动，当时的领导人毛泽东看了他们的文章后，以此为契机发动了一场批判胡适唯心论的运动。
对《红楼梦》展开全面研究、全面评论，是从一九五四年的评“红”运动开始的。尽管以运动的形式讨论学术问题，这样的方式、方法很值得商榷，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确实深化了人们对《红楼梦》这部古典小说名著的认识。
李先生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学者型的谦谦长者。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他一直在研究《红楼梦》。直到晚年，他仍然孜孜不倦，与他的女儿合写了一个《红楼梦》人物评论的集子，把《红楼梦》的很多人物评论得很到位，一直在为红学的研究增砖添瓦。
对于李希凡、蓝翎先生的《红楼梦》研究，我想以后的红学史会记载他们的贡献，会对他们的成就和作用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的。
李桂奎：
前面两位老师从宏观上谈的比较全面，我想从李希凡先生对我写人研究的影响谈谈两点。
李希凡先生的学术起步于《红楼梦》研究，我们能看到李希凡先生所经历的时代潮流，主要是以反映论为主导的文学研究，即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从李希凡先生的学术研究生涯来看，他比较擅长的一个领域就是小说人物。在写人问题这方面，我认为他确实是走了这样一条道路的，他的社会阶级分析是带有那个时代烙印的。到后来，他在研究方面的一个关键词叫“艺境探微”，从社会分析到艺境探微，也是从外部研究到内部研究。当然他也没有停留在内外之分，他主要是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是内外结合的。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强调内部研究，一段时间又强调外部研究，都是有一定偏颇的，都是存在局限的。
李先生从社会分析到艺境探微，不仅坚持了社会意义，还赋予了他自己独特的审美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走到人物内心深处，从小说的细节中把各种人物的精神风采，体会得比较细致入微。
在《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中，李希凡先生不仅强调社会分析，还重视文献和文本研究，即作品本身的研究。他认为繁琐的考证对小说人物的研究是存在问题的，强调小说研究必须立足于作品本身研究。比如分析林黛玉时提到：“一生以泪洗面的林黛玉，在生命和理想的绝望的边缘，却反常地浮现了笑容。听到了那逼死她的贾母的无用的安慰，是‘微微一笑’；听了由衷同情她的紫鹃的善意的谎言，也是‘微微一笑’，林黛玉是以笑来结束她哭的一生。这笑意味着她对痛苦生活的猛醒，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她的彻底绝望和视死如归的复杂感情。”这段分析体现出这种反常性的哭笑的描写包含了李希凡先生丰富的艺术经验。作为作者，这是对人物一种独到的把握，作为读者、评论者，李希凡先生有独到的体会。
在《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中，一开始就谈到直接描写、间接描写。对于这些概念，虽然我们现在司空见惯，但李希凡先生在当时就已经有了比较好的把握。
总之，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他身上的时代烙印，确实是讲了人物的阶级性、人物的叛逆性，同时也表现出对小说的批判意义，批判性，这是当年那个时代的印记。但后来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和女儿合作写人物的时候，完全是带着自己独特的审美来观察这样一部作品，“传神文笔入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强调了《红楼梦》的民族性，并表示人物是传神的。他对《红楼梦》的阶级分析可能有点过时了，但是他对《红楼梦》的整体把握，意境的归纳，传神文笔，永远是不过时的。
樊庆彦：
李希凡先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艺评论家，著名红学家，咱们山大的杰出校友，他的去世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我们应该深切缅怀他，我准备谈四点感受：
第一点，李先生是一个非常勤奋刻苦的人，他的家庭比较贫寒，兄弟姊妹又多，迫于生活的压力，他很小就辍学打工，但在打工时候也不忘学习，坚持阅读经史子集，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此外，他的姐夫赵纪彬是山大的哲学系教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李先生曾经给赵先生做助手，在马克思理论方面深受沾溉，对他日后的研究道路颇有影响。一开始李先生是在山大旁听，后参军入伍并成为山大的本科生。他非常勤奋刻苦，努力把自己的学术观点呈现出来，在华岗校长的支持下，他在大学时期写的文章便在《文史哲》上发表了，山大中文系的学术大师对他的帮助提携，山大文史见长的学术传统和氛围对他也是有影响的。而且受时代的学术氛围影响，苏联的学术思潮也让他树立起要成为中国“杜勃罗留波夫”的远大目标。这些从他的著作中便能看得出来。
第二点，他是一个学识渊博、视野开阔的人。李先生著作宏富，曾先后著有《红楼梦评论集》《弦外集》《论"人"和"现实"》《管见集》《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寸心集》《题材·思想·艺术》《〈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红楼梦艺术世界》《李希凡文学评论选》《文艺漫笔》《文艺漫笔续编》《燕泥集》《说情》《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贡献》《冬草》《艺文絮语》《沉沙集》，主编《红楼梦大辞典》《中华艺术通史》等。其中既有对《红楼梦》的解读，也包括其他古典名著的阐释，并有现代文学的评论，尤其是对于鲁迅先生的一些见解，还有艺术评论方面的观点与创作。除此之外，他还写了许多序跋和散文随笔，后来还写了个人自叙传，从古代到当代，从宏观到微观，从文学到艺术，为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中国戏曲的学理研究和文化学人的文艺思潮著述立言，倾尽毕生心血，学术视野广博，功绩卓著。
第三点，李先生是一个坚持学术真知，敢于挑战权威的人。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崇拜鲁迅，欣赏李贽，钦佩杨向奎、吕荧等人，继承了前辈学人的文品和风骨，初生牛犊不怕虎。出于一种论证与求真精神，他敢于展露思想锋芒，敢于向学术权威发起文学批评和挑战。如他在山大上学的时候就敢于向著名教授张政烺就宋江问题提出商榷。1954年，他和蓝翎先生写了两篇和俞平伯先生进行商榷的《红楼梦》文章，投给了《文史哲》。《文史哲》一贯坚持学术研讨“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和扶持青年人独立思考，向学术权威挑战，从不徇私情，而驳俞文章正契合了这样的办刊宗旨。当然，李希凡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和蓝翎共同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撰写的《红楼梦》评论文章竟然惊动了毛主席，正好契合毛泽东的文艺理论观和当时的思想教育需要进而成为掀起20世纪50年代一场大规模思想政治运动的“导火索”，他也成为了闻名遐迩的“红学小人物”。由此可见他能够不畏学术权威，敢于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
第四点，他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人。我们可以看他的自叙传，了解他的心灵史，也可以看他的散文随笔集，感受他的心路历程和动人情怀。而且他作为山大杰出校友，非常关注山大皇冠9393体育平台发展建设。举个例子，2006年下半年，当时山大皇冠9393体育平台举办了“古代小说通识国际学术研讨会”，涵盖了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三大专业，参会学者有一百四五十人，规模很大。那一次我我还在山大读博，作为学生跟着王平老师，负责忙会务，正好接待李先生，通过接触感到李先生待人很和蔼可亲，丝毫没有领导的架子。而且他对山大发展也建言献策，并一直担任《文史哲》的编委。
虽然与李希凡先生接触不多，但是我们能从他的的话语和文字中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而且他的学术贡献和社会声誉都是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的。
（以上内容均经发言人本人审定 转录人：单钊、何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