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桔，我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2016年春季赴台湾交流学习）
我在台湾交流的学校是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化大学位于阳明山上，海拔超过四百米。虽然习惯于简称为“文化大学”，但实际上，“中国文化”是一个名词，学校成立之初以发扬中国文化为主旨。学校里教学楼和道路的命名蕴含文化底蕴，教学楼的名称是“大仁馆”“大典馆”“大义馆”“大伦馆”等等，学校里的道路名字叫做“孔子大道”“老子大道”“中庸大道”“阳明路”“玄奘路”等等。从这些拥有文化底蕴的命名，也可以看到创校人的期待和梦想。学校的教学楼也承袭古风，有着传统的檐角和柔和的色调。
我就是在这样一所文化氛围浓厚的学校里交流学习了一百三十天。课堂是最为直接的交流平台，老师和同学很乐意通过大陆学生了解大陆的学术状况和生活情形，他们也很愿意分享台湾的文化和生活资讯。通过交流，我们发现彼此的认识都有或多或少的偏见，而交流正是将这种偏见减少到最低程度的一种有效方式。适应新环境，建立新的朋友圈，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大陆文教处的老师们在搭建交流平台上颇费心思，不仅通过生日会、微信群等方式加强交流学生之间的沟通，还举办欢迎会、大陆学生周等活动加强交流学生和台湾学生之间的互动。当我们遇到学习上的问题，或是生活上的困惑，寻求老师和同学的帮助的时候，他们总是尽心尽力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正是他们的帮助，交流生才能以最短的时间融入在台北的生活。
在中国文化大学，有两个地方不能错过，一个是图书馆，一个是体育场。之所以说中国文化大学的图书馆和体育场不可错过，是因为它们的窗外有着极致的风景。图书馆朝北的窗外，是广袤的阳明山，蓝天白云，青山绿树；体育场朝西的窗外，是堪比台北101的夜景，群星璀璨，灯火通明。曼妙的风景总能触发愉悦的情绪，身在图书馆和体育馆的彼时是如此，依赖回忆重现图书馆和体育馆的此时也是如此，明朗的笑容和它们连在一起。
美妙的风景让情绪昂扬，多元化的课堂则不断开拓着求学者的视野。中国文化大学的课堂，除了基本的课程教学之外，还有讲座和课外教学的内容，这不仅丰富了课程形式，同时也拓展了课程内容。在课程中间，老师会邀请各界人士做与课程相关的讲座，拓展课程信息量，《红楼梦与现代文学》邀请了《旅读中国》杂志主编讲解该杂志曾经做过的《金瓶梅》的饮食文化专题；《故宫文物导览》邀请了台北故宫资深导览员介绍台北故宫文物的流转历史、典藏情况以及特色所在。讲座作为课程的一种补充，往往为课程注入别样的活力和记忆点。课外教学也是补充课程的常见方式。《故宫文物导览》结合课程进程，曾两次前往故宫进行课外教学；我的室友修习戏剧课程，她的老师多次带领他们去台北各个剧场观看各种戏剧，并在课堂上以观看过的戏剧为材料进行讨论。课程与实践相结合的课堂，带来了熟悉的课堂之外的新鲜感，也增进了老师和学生以及同学之间的熟悉感，这样的课堂所营造的亲切欢乐的氛围，是关于台湾的记忆中温暖的一环。
台湾的学术研讨会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尤其对于硕、博学生的学习来说。台湾的学术研讨会几乎可以用密集来形容，尤其是在台北这样一个高校遍布之地。学术研讨会往往会邀请大陆、日本、东南亚等国家的汉学学者参加，具有相当的国际视野。一般的学生没有论文发表，也可以通过网络自由报名参加，因此学生可以轻而易举参与各种学术研讨会，即时了解学科发展走向以及关注重点。学术论文发表之后，安排有相应的专家进行批评以及发表人的回应。即时的论文发表、学术批评和学术回应同时呈现，对于了解何为学术、学术应该怎么做，是最为直接的引导。密集的学术研讨会上，总是听到主持人、发表人、评论人不经意地点到彼此之间的师承关系，这样一种有源流的传承，有着岁月带来的感人力量。
中国文化大学的学习所得，是在台北获得的收获的一部分；更大的收获，来自于台北这座城市带来的感动。一个城市拥有的风貌，通过每一个在这个城市中生活的个体展示出来。文明，不仅成为了台北人自觉的行为模式，更能感召每一个进入这个城市的个体去模仿和学习他们的生活方式。
台北人的文明，从公共礼仪上可以窥看一二。在电梯上，他们井然有序，并无推挤现象，每一个人都自觉靠右排队站立，在左边留出一个通道供有急事的人行走。这一个行为看似简单，背后折射确是多重的文化问题。首先，排队说明了这是一个讲规则、讲秩序的地方；其次，留出急行通道说明了这是一个尊重他人的地方；再者，所有人遵守这一规则说明了秩序和尊重已然成为了他们的共识和生活方式。台北人习惯排队，即使是在夜市那样拥挤的地方，他们的队伍也依然整齐，不急迫、不骄躁，耐心等待。进入这样一种氛围之中，自然而然会被影响和感召，当你不注意排在了急行通道上，没有别人提醒，你也会自我惭愧，久而久之，站上电梯往右站也就成了习惯。一两个月下来，你不仅习惯了排队，习惯了上公交和捷运（注：台湾称呼地铁为捷运）不喝水、不吃东西，也习惯了下公交的时候主动跟司机说“谢谢”。这些琐事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做到并不难；但是对一个社会来说，能够做到，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有赖于每一个个体的文明素养的提升。所谓的文明，不是一部分人做到就可以，是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做到才行。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个体才能以舒适的状态舒适地生存其中。
台北人深以为傲的是他们的志工（注：台湾称呼志愿者为志工）制度。不仅是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做志工，进行社会实践，提升社会技能；更难能可贵的是，不少退休人员加入到志工的队伍，在这些退休人员看来，做志工既丰富了自身的退休生活，也服务了他人，一举两得。退休人员做志工的普遍现象，反映出台北人较高的文明素养。志工首先需要的是无私的奉献精神，因为这是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却没有物质报酬的工作；其次，志工需要友善的态度和耐心的品质，因为志工所从事的往往是一些基础的服务工作，没有太大的难度但是较为琐碎。退休人员参与志工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他们的行为对于年轻人起着良好的引导作用，一个亲身参与志工服务的年长者自然而来会带动下一代人参与到志工的服务中，这对于社会而言，是一种良性的循环。故宫、阳明公园、总统府、中山堂，几乎每一个地方，都能看到一些精神矍铄的年长者，热情洋溢地为参观者进行服务和解说，他们身体力行的参与志工服务就是最好的号召。
在中国文化大学交流的这一百三十天，每一天都璀璨如辰星。翻看着简单写下的日记，不禁惊讶于这一百三十天的丰富程度，每一个昨天都像是遥远的过去，因为今天就会有新的故事来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