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长假期间，花几天时间把买了好久的《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看了一遍。
我在看人物传记的时候，常常对他们在大学时代的经历很感兴趣，这次也不例外。对于桑塔格来说，最重要的大学生活应该是她在芝加哥大学的经历。所以这本传记对当时芝加哥大学的风气也做了颇为详细的介绍。
当时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梅纳德·赫钦斯在芝加哥大学推行的经典教育的影响。做为芝加哥大学校长的他以该校为基地，大力推崇经典教育，增加西方哲学、文学等经典著作在教学中的比例。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从来没有读过西方杰作的人，怎么能称得上是受过教育呢？”
但事实上研习西方的那些经典著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时许多人就因此而对芝加哥大学心存畏惧，以至于当桑塔格准备在这所大学注册时，芝加哥大学几乎陷入学生注册人数严重下滑的境地。
虽然我不知道日后芝加哥大学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与赫钦斯的经典教育计划有多大关系，但是毫无疑问这个计划对那个时代的芝加哥学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包括苏珊·桑塔格，还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
在弗里德曼夫妇合著的回忆录《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中，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的妻子罗斯·弗里德曼回忆自己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光时提到：不论是在我们到芝加哥大学求学时还是1946年我们回到大学时，罗伯特·梅纳德·赫钦斯无疑都是学校里最重要的人物……
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赫钦斯的芝加哥大学时代，这所大学以其独特的气质，赢得了一大批人的认同——苏珊·桑塔格就不理会母亲的反对，毅然开始了她的芝加哥大学生活。
我如此长篇累牍的叙述我所了解到的芝加哥大学的简陋记忆，主要是想让那些反对“中山大学通识教育”的人们意识到，当他们不假思索的写下那些批评的文字时，可能忽略了中山大学这次教育改革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如何塑造一所大学的独特气质。
当然，不得不说一些论者的担心确实有其合理性。比如杨涛认为当前高校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还缺乏真正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氛围。”他担心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通识教育依然不能培养出大的思想家；而李晓亮则认为，大学教育，公民精神不可或缺。如果中山大学的教育改革不能培养大学生的公民教育的话，仍然习惯于行政指令，那么这种通识教育，很可能是有形无质。
但事实上，中山大学的教育改革刚刚开始，谁又能说这些东西中山大学做不到呢？比如说到“公民精神”、“公民素质”的培养，如果这些从经典课程中学不到，如果中山大学开设的全球化的课程不能培养公民精神，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培养“公民精神”这个常常挂在我们嘴边上的词汇呢？
《广州日报》对中山大学通识教育总监甘阳进行采访时，他对记者说了一句话：“我承认，理想化推行有很大难度，但是我们在作充分的尝试，你不能永远都呆在岸上学泳姿，游泳肯定要下水，即使会呛水。”
现在对我们来说，站在岸上学泳姿学的人太多了，每当有一个改革出台，有一个新的现象出现，大家都能呱唧呱唧的说一大堆的道理，写出洋洋千言的批评性文章。但是却很少有人愿意去跳下水去，看看自己的道理到底能不能在水里浮起来？自己的泳姿能让自己游多远？
舒圣祥认为，我们的大学教育沉迷于产业化与功利化太久了，已不再是思想驰骋与学术研究的圣地。对我们来说，大学承载了太多的希望和功能——不得不承认，这也是我关注那些传主大学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希望他们能培养出思想大师来，我们希望他们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希望他们能给我们带来思想和学术自由……
我们过分的看重自己的希望了，但是却忽略了，所有的希望都是通过“教育”这个过程来达到的。当我们轻而易举的对中山大学说出自己希望的时候，他们正在努力的对“教育”这个过程做出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即时许多年后，中山大学的此次改革失败了，它也比那些单纯的“希望”更有意义。
而更为重要的是，在除了获得国家资金扶持有所差别之外，几乎教育手段和方式都如一个模子复制出来中国大学的环境中，中山大学正在努力的突出自己的特点和个性。相对于那些“世界一流”、“思想大师”的希望来说，我觉得一所大学的“个性”更为重要。
所以，请先给“通识教改”一个宽容的环境——话说回来，自由精神、独立人格的存在，首先也有赖于一个宽容的环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