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下午四点，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第33期新杏坛迎来了一场题为“小说精神与中国之心”的别开生面的报告会，报告由同学们盼望已久的的中国《人民文学》副主编李敬泽先生主讲，由我院施战军老师和黄发有老师共同主持。
报告开始，施战军老师首先就李敬泽先生向同学们进行了介绍。现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李敬泽先生在当今文坛享有良好的声誉和巨大的影响,他的很多观点都曾在文坛引起轩然大波，受到广泛关注。作为文学界重量级刊物的副主编，他曾对推动我国当代文学发展、发现和扶植青年作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被誉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因此，今天慕名而来的不仅有皇冠9393体育平台的大量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还有很多来自省内的青年作家。
李敬泽先生以幽默和谦虚的开场白介绍了今天讲座主题的由来和他讲这样一个题目的初衷。这样一个题目的拟定既源于巧合，也是他近期思考的结果。他说，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小说，从梁启超提出小说革命算起，到现在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作为专业的文学工作者，会经常面对大众对文学提出的质疑。例如很多人在对现在作家文学创作的艺术创造力、精神高度和技术提出质疑时都振振有词，虽然质疑者有质疑的权利，但并非所有批评、要求都很合理。李先生以运动员的百米赛跑为喻，对这些批评进行了客观的分析，指出我们不能超越作家的能力限度来对其进行不切实际的要求，但当文学发展的方向偏离了正确的跑道时，我们应予以足够的关注并进行及时地纠正。他说，我们现在的小说发展就处于偏离跑道的状态，但由于跑者和观者都习惯了这种状态所以不自知，这就涉及到了我们今天的题目：小说精神与中国之心的问题。
李先生认为，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中国人想象自我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当初梁启超这样绝顶聪明的人提出小说革命，甚至认为小说可以救国，可以使中国摆脱贫困落后实现现代化，正是基于这一点。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想象自身，给每一个自我体验命名呢？简单得说，我们中国人从传统上，至少从孔子开始，就把能够感觉、思维和对世界做出反映的自我叫做”心”．用“心”来命名自我意识，是我们的传统习惯，至今如此。但是，当我们的作家，包括我们自己要进行创作，以郑重的态度表达自我的时候，就不再用“心”这个词，而是使用被认为比心更高级更严肃更深刻的“灵魂”一词。这两个词看似意义相仿，其实有非常重大的区别，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区别还没有被我们的作家、评论家和读者充分意识到。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现在使用 “灵魂”一词时，所确定的前提并不是中国本来就有的，而是一种现代性的建构，其内涵是从西方引入的。
李先生从1910年中国最早的自传《西学东渐传》谈起，认为我们从那时起到现在，写作中所具有的自传性因素即通过描述自身生活、分析自身经验来求证自身意义的写作方式，都是从西方引入的。于是，一百年以来，我们建构起一个关于自我的，以灵魂为名义的想象自身，求证自身意义的路径。这一路径，正是来源于西方的希伯来基督传统。如果说自传有源头的话，基辅教中的《福音书》应该算为最早的自传，因为它说明人有一个向着终极目标不断成长的灵魂。而五四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在这一路经所建构的话语系统下观照、探索和表达自身。
李先生说，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不是中国本来所有的“心”和从西方引入的“灵魂”谁更好的问题，而是我们的作家在进行创作时，当口中笔下甚至想象中都以为自有这样一个意义的灵魂时，在事实上并没有西方希伯来意义上的灵魂，有的只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的心。为什么中国人不习惯忏悔，应为中国人并不以西方人那种线性思维去认识灵魂，我们的“心”只具有空间纬度而并不像“灵魂”是一个具有时间纬度的历史过程。
接着，李先生引用施蛰存先生《石秀》为例，引发我们对以西方心理学手段分析中国人心理、分析中国文学的方式进行反思，深刻地指出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小说一直在五四以后所建构的这一套话语系统中，用西方的灵魂观念，对中国人的心理世界作了大规模的解读，却在事实上离我们的中国之心越来越远。我们本来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矛盾做法进行反思，但单从文学角度来讲，就能看出，中国之心意义上小说作品和小说家一直是凤毛麟角，而灵魂意义上的文学却是中国文学的主流。尤其现在，小说创作每到深沉处总要提《圣经》某处云云。但当我们把自己放入其中，反观自身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终极关怀的信念只是文字上的操作，我们的自我反思，并不是现在这套话与系统所能包容的，这就是我们的文学面临的窘境。我们必须警惕中国百年来所形成的那一套话语系统，打破存在于心与经验之间的隔膜，表达中国人的经验和心灵。所以，如何在小说创作上真正认清“中国之心”、贴近并重新走向“中国之心”，应该成为中国现在小说的根本性趋向。
李敬泽先生热情洋溢的演讲，既幽默风趣，又含蓄典雅，形式灵活又言之有物，激起了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之后，黄发有老师对李先生的讲座进行总结，认为李先生的讲话，既有强烈的历史穿透力，又有现实的针对性。同时指出，李先生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触及当前文学发展要害的有实质意义的问题，是与其长期的编辑实践密切相关的。这启发了我们学者批评家和广大的同学，一定要多读作品，多了解文学发展的现状。李先生所提出的，中国作家用西方引进的话语系统描写中国之心的现实这一问题，正是中国整个二十世纪都存在的问题。
施老师总结说，敬泽老师，是真正了解中国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文学发展历程的文学人，扶植和培养了大批的青年作家，实实在在的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希望同学们能够在敬泽老师高水平的演讲中得到深刻的启发。
最后，李先生回答了在场同学所提出的“灵魂是否包含着中国之心所缺乏的科学性”、“加以时日，二者能否整合”等一系列问题。报告会在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中结束，到场同学普遍反映参加此次新杏坛活动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