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董治安先生。本文作者边家珍，我院教授，摘编自在“董治安先生学术研讨会”上发言的文字稿，原题为“略谈董先生的治学精神与治学方法”。
董治安先生去世后，我常想：董先生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学术事业及教书育人，全心地投入，他的动力来自哪里？这几天重温董先生的书和文章，我似乎明白些了。我想，这主要是因为董先生有着传统士人的济世情怀和精神追求，我是从两个方面想到的：
一是这两天我重读了董先生与高先生联名出版的《上古神话》，此书强调神话的历史性、民族性及其精神影响，注重寻绎上古神话的价值和意义，字里行间，都能体会到董先生对那些大公无私、救世济民的英雄的赞许，我感到其中也寄寓了董先生个人的精神追求与精神境界。董先生还写过一篇《孟子的“仁政”思想及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影响》（《文史哲》1978年06期），每次阅读我都受到某种感染，感到有一种宏大、博爱、浑厚、刚正的气象在里面，所以我并不把这一篇视为单纯的学术文章，而把它看作董先生人格精神的投射或折光。
二是我发现，董先生明显地偏爱扬雄。扬雄“爰清爰静，惟寂惟寞”，留下了可传之久远的著作。我感觉到，董先生与扬雄似乎有一种精神上的共鸣，或者说，他有着像扬雄一样的、通过以学术为职志实现人生价值的精神追求。当然还有其它因素，比如董先生出生于文化家庭，他上高中时得到了曾在山大学习过的魏仲愈先生的引导，考入山大后得到黄公渚、冯沅君、高亨等名师的关心与培养等。传统士人的济世情怀与精神追求在董先生身上有很好的、很显著的延续与发扬，这是董先生人格的底色，也是他人格魅力的根源所在。
刘知几曾说治史者须具史才、史学、史识。才、学、识三者，以识最难能可贵。董先生在学术问题上常有很高的见识，更准确的表述是董先生“识见通达”。比如说，董先生在一次讲课时曾说：研究先秦两汉学术，不要自我设限，遇到什么问题，就研究什么问题；遇到哪方面的问题，就研究哪方面的问题。这个话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近十多年，经学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似乎比较热了，而董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为研究生开设《两汉经学与文学》课程，后来又陆续发表了这方面的论文。其中《关于汉赋同经学联系的一点认识》一文，发表在《文史哲》1990年第5期上。文中深入论析了汉代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对立、以及经学的历史演化，对辞赋创作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影响。还有一篇《两汉诗学史札记三则》，发表在《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上，此文除了对经今、古文之间的关系予以辨析外，还力图揭示经学的对立与演化、同一定的文学思想以及诗歌创作之间存在的深刻联系，文章很富于启发性。董先生在《我与先秦两汉文史研究》一文中指出，“探讨两汉三百多年间经学同文学的联系，是文学史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他还在《两汉文献与两汉文学》一书的《后记》中写道：“经学之于诗、赋等文学创作的具体影响，是两汉《诗》学史和文学史上值得深入考察的重要问题，但由于文献的缺失，迄今所作研讨仍存在薄弱的环节。”
董先生的治学方法，比较集中的体现在他为纪念高亨先生而写的《难忘的启迪和教诲》一文中。董先生谈到他自己跟高先生进修过程中所领悟的治学方法、治学经验，有三段话给我的印象最深：
第一段话是：“浅尝辄止的泛泛涉猎，永远不可能代替对一定对象的深入钻研；而缺少对具体对象的深入钻研，仅凭一知半解，那将是很难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的。”我的学习体会是，人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准确地应当说，没有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记得有一次上课时，董先生还引用毛主席的话，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以指导大家深入钻研。董先生多次强调，写文章“要具体，具体才有深度”，这个“具体”，我想也应该是与对研究对象的深入钻研、深入分析相联系的。
第二段话是：“读书须要先‘通一经’，再及其它；学习应当有所侧重，由点到面；对一切问题的研究，都应当选好突破口，因为只有有所突破，才可能积极扩大战果。”我的学习体会是，搞学术研究确实应当讲求方法，方法得当，事半功倍；不得要领，则劳而少功。选好突破口，有所突破后再扩大战果，就是一个好方法。记得董先生还多次强调“要有大局观”，我想，突破口的选取，切入点的确定，也应当与“大局观”密切联系起来。
第三段话是：“广博与专精，是一种相比较而存在的对立统一关系，各人在自己从事进修和研究的专业领域，对于所谓广博之范围的理解，对于所谓专精之高度、深度的要求，都不必是、也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我个人认为，这段话反映了董先生在博与专的问题上因人而异、实事求是的态度。博中求专，博到什么程度，要根据自己专业研究的需要而定，要根据自己不同时段的不同任务而定。
以上就是我对董先生治学精神与方法的一点粗浅的理解，谨以此表达我对董先生的深切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