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济学家，他从未忘记对道德准则的关注，“我的准则很简单，就是支持处于劣势的人们”。这不禁让人想起中国“经济学家应替穷人说话还是替富人说话”的争论。
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曾感慨，“1932年对于经济学家可谓是生逢其时。”众所周知，1932年正是20世纪大萧条最黑暗的时刻。但大萧条又如斯芬克司之谜，吸引了当时无数最优秀的头脑。萨缪尔森是其中最热忱的一位，他甚至公开否认自己生于1915年，而认为1932年迈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那一瞬才是他诞生之日。
而两天前，就在世界即将走出21世纪以来最严重危机的前夜，萨缪尔森却撒手人寰。这一头一尾，着实堪称“生于危机、死于危机”。
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萨缪尔森一生著述汗牛充栋，身后的精神遗产也不可胜数。而站在中国的视角，他的思想宝库中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或引起思考呢？
首先，对于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而言，宏观调控是一件必须慎之又慎的事。需指出的是，萨缪尔森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综合体，他内心中既有倾向于市场自由放任的一面；但又与许多经历过大萧条时代的杰出经济学家一样，深信自由放任的市场所带来的繁荣“过于脆弱”。
因此，他并不反对政府对经济的适度干涉，他甚至还自称为后凯恩斯主义者。但他一再提醒：当我们追求高就业率时，将会有很强的通胀趋势；甚至在我们完全消除失业之前，就可能已经产生通胀。这对于那些希望通过财政货币“双松”同时实现保就业和低通胀目标的人而言，无疑是一剂清醒药。
其次，对于中国经济学家而言，这位前辈更承担了“行为示范”的角色。萨缪尔森在将数理分析工具引入经济学方面贡献卓著，目的是使之成为一门教人学会冷静的科学，而非拍脑袋的艺术；但另一方面，萨缪尔森又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作为经济学家，他从未忘记对结果的道德准则的关注，“我的准则很简单，就是支持处于劣势的人们”。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几年前中国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学家应当替穷人说话还是替富人说话”的争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替富人说话与替穷人办事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但他们并未正面回答，当富人(尤其是“坏”富人)与穷人直接出现利益冲突时，经济学家应该站在哪一边。作为弱势一方，公众总不见有经济学家站出来为他们说话；相反，他们看到太多的经济学家整日衣着光鲜地在电视上与开发商们把酒言欢。这种言与行的不一致，又如何叫老百姓相信经济学家是为他们说话和办事的呢？
令人意外，萨缪尔森晚年却忽然从神坛上跌落，沦为饱受指责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在他看来，美国制造业工人在全球化挑战面前失去工作。于是他开始质疑：全球化并非使人人都受益。对于正统经济学，这显然是离经叛道的言论。然而，批评者没有耐心听完他的后半截话——“我们能做的是，帮助忍受全球化后果之苦的人。我们可以用税收制度的力量，把像我这样的富人的钱再分配给不富裕的人”。
这就是萨缪尔森，一位值得敬仰和咂摸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