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15时，刘皓明教授做客我院第372期“新杏坛”，于知新楼A620室作题为“从中西古典校勘学的比较看两种传统的得失”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我院刘晓艺教授主持，陈硕副教授出席，吸引了众多师生前来聆听。
讲座伊始，刘晓艺教授介绍刘皓明教授的学术背景、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古希腊诗人品达（Pindaros）素有“西方抒情诗第一诗人”之称，但因文本晦涩深奥，古今译者历来视为畏途，中文世界更是少有译介。刘皓明教授以近十年之功，基于西方历代学者的品达研究，为之笺译，以古希腊文与中译的双语形式，“双载其文，两存厥理”，推出了中文世界首个完整的品达赞歌集译本《竞技赛会庆胜赞歌集》。集中附有含500多条专名注释的《专名注释引得》，为西方古典作品今译中罕有的诂译兼美之作。
首先，刘皓明教授简要回顾我国校勘学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而他介绍西方校勘学的发展史，并以对贺拉斯和品达作品的校勘为例阐释其具体方法。西方校勘学起源于古希腊，在希腊化时代正式成为独立学科、走向繁荣；现存的古希腊经典文本多是这一时期编订的。古典校勘学在欧洲，经过中世纪的断裂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勃发，至19世纪上半叶，真正成为一个方法严格、程序规范的学科。德国学者拉赫曼为这门学科创立了基本法则——涵盖了汇校、判定、订补、产出校勘本四大步骤的“拉赫曼方法”。其中，汇校是指搜集传世的古代抄本并予以比较，由此判断不同文本之间的转抄关系。判定则是指依据风格、思想等判定传世文本的优劣。刘皓明教授举例，从诗歌效果出发，应将贺拉斯诗作中的争议部分定为latum（广袤）而非laetum（喜乐）。订补就是修正抄本中的各种错误，包括衍文、错置、舛误、前人篡改等，例如，品达的诗作因被抄串行而不合格律，后来才被校勘学者发现和订正。最终的校勘本需要包括前言和校记，可能还有其他附件。需要注意的是，过度的订补也可能造成新的讹误，例如尼斯贝特和哈伯德对贺拉斯的订补以假设臆断和涂乙篡改彼此循环论证，缺乏真实依据。
其次，在介绍西方古典校勘学之后，刘皓明教授转向中国校勘学。中国的古典校勘学始于西汉时期的刘向，此后历代都有关于校勘学的论述，然而相关论述大都过于宽泛，所幸陆德明、王念孙等学者具体总结了实际的校勘经验。近代的陈垣被胡适评为中国现代校勘学的第一人，自他开始，中国校勘学真正走上了科学的道路。在胡适看来，西方校勘学相对于中国而言有三大优点：其一，印刷术流行较晚，因此抄本存世较多。其二，翻译较发达，有古译本可以做参考。其三，大学和图书馆较发达，方便校勘者查阅。在刘皓明教授看来，第一点对中西校勘学的差异确实影响很大，但其余两点都缺乏依据。刘皓明教授还指出，胡适所谓“王念孙、段玉裁只是成就了一种推理的校勘学，终究未能走上用本子互勘的正轨”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如上所述，西方校勘学界同样很重视推理。刘皓明教授从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着手，分析中国校勘学存在的一些问题，指出杨氏对不同版本异文的取舍相当随意，缺乏统一的标准。例如在《文公四年传》中，杨伯峻采用了阮元刻本中的“玈弓矢千”，而没有采纳其他版本中明显更正确的“玈弓十、玈矢千”，只将后者置于注中。最后，刘皓明教授还介绍古代图书刻印中的舛误现象。
刘晓艺教授总结刘皓明教授的讲座概要并代表师生对其精彩演讲表示感谢。刘晓艺教授指出，刘皓明教授从中西古典校勘学的代表性理论和具体实践出发，系统介绍这门学科在西方与中国的发展历程，其翔实内容使我们受益匪浅，同时这还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那就是：当今的中国校勘学者能够从西方的语文学传统中借鉴到哪些长处？刘晓艺教授与刘皓明教授就“divination”（校勘者的“神悟”能力）一词进行了简短的讨论，两位学者皆十分推崇校勘者的推理和阐释素养。他们共同认为，在人工智能大行之后、无“divination”的校勘将不复有此前的存在意义。
在提问环节中，现场师生就稳定性文本的经典性、校勘的意义和价值、推动历史语言学和校勘学出现的时代思潮等问题向刘皓明教授提问。刘皓明教授耐心细致解答，师生交流氛围融洽。至此，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